古代人如何鼓勵植樹？

今天是植樹節，古代雖沒有國家規定的植樹節，但也一直堅持植樹造林優良傳統。古代人是怎么鼓勵植樹的呢？

《禮記》說：“孟春之月，盛德在木”，意思是春天植樹造林，是最大的道德行為。《逸周書·大聚篇》說：“旦聞禹之禁，春三月，山林不登斧，以成草木之長；三月遄不入網罟，以成魚鱉之長。”也就是說，大禹的時候就出現了保護山林的法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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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時期，國家設有“林衡”“山虞”等官，管理各地城廓溝池的植樹造林事務，規定“不樹者無槨”。古時棺木有兩重，外曰槨，內曰棺。如果不種樹的話，死了棺材不許有兩層，也就是說如果不植樹就不允許厚葬。

春秋戰國時，齊國名相管仲提出：“民之能樹藝者，置之黃金一斤，直食八石。”意思是對植樹專家獎勵黃金一斤、糧食八石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記載：“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”孟子曾經向梁惠王獻策，五畝大的宅地，如果周圍種上桑樹，五十歲的人何愁沒有衣服穿？

漢初文帝、景帝時，九次頒布勸民植樹之詔。據《漢書·景紀》記載，公元前161年，漢景帝頒布勸農桑詔，“農，天下之本也。黃金珠玉，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以為幣用，不識其終始。間歲或不登，意為末者眾，農民寡也。其令郡國務勸農桑，益種樹，可得衣食物。”

六朝時，統治者也重視植樹造林。《輿地志》云：“鐘山本少林木，宋時使諸州刺史罷職還者，栽松三千株，下至郡守，各有差焉。”在南朝，鐘山上很少有樹木。劉宋時，命令罷還的各州刺史每人栽松三千棵，另外，各級官員都有栽松的義務。

隋朝時，隋煬帝在下令開鑿通濟渠后，他接受大臣虞世基的建議，帶頭在運河兩岸栽植柳樹。同時，他還大行獎勵之策——“柳一株、賞一縑”，詔令一出，臣民紛紛植樹，后來出現了千里運河岸綠柳成蔭的景觀。唐人杜寶撰寫的《大業雜記》說：“兩岸為大道，種榆柳。自東都至江都二千余里，樹蔭相交。”

唐代朝廷重視“勸課農桑”，唐代王公以下皆有“永業田”，相當于現代的“自留地”，在永業田里必須種上一定數量的樹木。《田令》規定“戶內永業田，每畝課植桑五十根以上，榆、棗十根以上。土地不宜者，任依鄉法。”唐朝還規定，凡驛站與驛站之間，都要種上道樹。

宋代法律規定，禁止民眾砍伐桑樹、棗樹作為柴薪，“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：剝桑三工以上，為首者死，從者流三千里；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，從者徒三年。”毀壞木林者最低面臨三年刑罰，最嚴重者甚至要被處死。宋朝規定墾荒植樹者可以不繳田租，對率領百姓植樹有功的官吏，可晉升一級。這就足見朝廷對種樹的重視。

蘇軾謫居黃州時在城東山坡開荒種地，親手種植了柳、桑、棗、栗等樹。還把種樹的實踐體會寫成了《種松法》，對于何時下種，何時采果，怎樣育苗和管護等等娓娓道來。

元世祖忽必烈專門頒布了《農桑之制》，規定每丁每歲種桑、棗20株，如土性不宜，可改種榆、柳，均以種活長成為數，并由各級官吏督促實施。當時河南府及所轄各縣在道路旁植樹造林，誰敢“非理砍伐”，一概按律治罪。

明太祖朱元璋以農桑為國之本業，下詔各地：“令天下廣植。凡民戶有田者，須種桑麻，栗棗各二百株。”在此詔令下，僅金陵鐘山一帶，就植樹五十余萬株。同時規定“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，栽桑麻木棉半畝，十畝以上者倍之”。對利用空地植樹的實行免稅，而對不完成植樹任務者懲罰，對砍伐樹木者治罪。在他推動下，大明朝種樹成風。

清朝也要求地方官員勸諭百姓植樹，據記載，乾隆帝曾規定永定河護河的兵士每人每年要種柳100棵，并對樹苗的規格、栽植標準有嚴格要求，要保證成活率。為鼓勵永定河沿岸村莊的民眾廣泛植樹，清政府還制定了若干獎勵辦法，每戶植樹五十株以上者，予以獎勵；百株以上者，另外加獎；千株以上者，予以重獎。

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復新疆時，所到之處都要動員軍隊在大道沿途遍栽柳樹，稱為道柳。后來，人們便將這些柳樹稱為“左公柳”。兵部尚書楊昌浚見到后，不禁賦詩稱贊這一壯舉：“大將籌邊未肯還，湖湘子弟滿天山。新栽楊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風度玉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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